法院经审理查明，原告汪某和妻子张某系四川人，2018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办理代孕业务的被告刘某。同年9月21日双方签订了《助孕包成功服务协议》。协议签订后，汪某多次给刘某汇款用于代孕工作，共计328400元。签订合同后，刘某安排原告夫妻在上海医院做了相关检查，双方确定了代孕人选后，进行了移植手术。受孕一段时间后，胚胎停止了发育，原告即要求终止合同，并与其他助孕公司签订合同，双方因此产生矛盾，2024年4月，汪某向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起诉刘某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原、被告签订的《助孕包成功服务协议》明确是代孕合同，违背法律规定，不具有法律效力。目前，我国法律没有对代孕合同作出明确规定，但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实施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，禁止实行代孕技术，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。从代孕合同的本质来看，是将代孕方的子宫作为“物”来出租使用，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。以上两方面均反映出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、社会公德的一面，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相违背，应属无效。

法院经审理判决，被告根据该合同所收取的费用应返还给原告。原、被告双方签订《助孕包成功服务协议》，履行无效合同，双方都有过错，双方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开支应由各自承担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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