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4日晚上，在甬工作10多年的一位“新宁波人”，因意外身故，捐献一肝两肾，成为宁波市第100例人体器官捐献者。

　　2011年，宁波实现了第一例器官捐献，到目前成为浙江省首个人体器官捐献达到100例的城市，捐献总量为全省第一。五年时间内，这100人捐献肝脏、肾脏等大器官291个，抢救了近300位重症病人。

　　捐献者：用另一种方式活在家人身边

　　陈财龙是全省首例生前登记身后实现器官捐献的志愿者。他是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，曾经当过村主任，开过铝合金店。

　　2012年，陈财龙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，正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。

　　2013年7月2日晚上，散步途中的陈财龙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地上，家属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，但老陈最终没能醒来。病危中，依照老陈生前的愿望，陈财龙的妻子和儿子作出决定，在其死亡后捐献人体器官。

　　“父亲身上的一肝二肾救了三条命，可以说父亲以另外以一种形式活在我们身边。”陈财龙的儿子说。

　　翁伟斌是一名肝移植受者，在他去世后，又把眼角膜捐赠，完成爱的接力。

　　翁伟斌的妻子张夏翠清楚地记得，老伴临终前的嘱咐：“记得把我的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。”

　　今年57岁的翁伟斌是舟山警备区后勤机关卫生所的一名退休医生。1996年，37岁的他不幸患上爆发性肝炎，最佳的治疗办法就是肝移植。经过漫长的10多年，2007年终于等到了移植的机会，重新寻回健康和生命。

　　不幸再次发生，去年3月，翁伟斌被查出患有胃癌，而且一病不起，医生诊断他的生命不过数月。

　　张夏翠说，“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当年因为爱心人的肝脏移植于他，才让他的生命又延续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他要用同样的方式将这种大爱延续下去。”

　　因为患癌，身上的其他器官无法用来移植，今年3月，去世后，翁伟斌捐献了他的眼角膜。

　　受捐者：从被病痛折磨的生活中解脱出来

　　近50岁的成女士看上去显得年轻，谁也想不到，她曾经是一名肝癌患者，因为长期服药，还导致肾脏功能严重受损。几年前，她接受了肝肾联合移植，如今在家带小孩子，做家务，生活恢复到生病前的轨迹。

　　成女士回忆说，“最早检测出来是左边肝叶癌变，就切除了一部分，后来，右侧肝叶也发生癌变，只能靠频射消融来治疗，但老是复发，整天提心吊胆，生活太痛苦了。”

　　所幸，成女士获得了配型成功的器官，肝肾同时移植。“当时的手术从上午5点做到下午八九点，也是这场手术让我获得重生。”

　　“除了吃排异药，偶尔做个检查，一切都很正常，”成女士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质量，“以后我也会考虑捐献我的器官，回报这个社会。”

　　和成女士一样，20多岁的小小汤也是一名器官受捐者。回忆起被尿毒症折磨的那段日子，小汤至今充满恐惧：“2010年左右发现了尿毒症，以后每周都要去做两次血透，每一次都要四个小时，身心俱疲。”

　　小汤向记者形容她当时的状态，整天没有力气，行动基本受到限制，窝在家里，生活质量太差了。

　　这样的日子在小汤身上持续了两年半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的母亲接到了来自医院的电话，说配型成功，可以做肾移植手术。“那时候，真是又高兴又害怕，手术之前一直很忐忑。”

　　“如今，我已经基本恢复健康，每天还能散散步，做一些锻炼，”小汤也有了新的人生规划，去找一份工作，让自己更加充实。

　　宁波捐献数量这么多

　　多亏这些捐献协调员

　　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，每年约有几十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，但只有1万名患者实施了移植手术，供求矛盾非常严峻。

　　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中，活跃着这么一支队伍，挖掘潜在捐献者，动员患者家属能够接受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的理念。这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
　　协调员是一份充满矛盾、又异常艰辛的工作，他们辗转于各个医院的ICU(重症监护病房)，遇到符合条件的患者的，要一次次地向家属宣传器官捐献知识及相关的法律政策，一遍遍去确认是否愿意在患者去世后捐献器官。

　　在宁波，有12名经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管理中心培训考核认证的协调员。

　　汪敏就是其中一员，从事这项工作，已经有三个年头。“从事这项工作，最重要就是百折不挠，一遍一遍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接触沟通。”汪敏说，“正在家属痛哭流涕时，我们就要告诉他们——亲人生命已经远去，但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可以做，那就是捐献器官，而且还得争分夺秒，这无疑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。”

　　去年，汪敏和50多名患者和家属实现了沟通，有10多名患者实现了最后的捐献。在这些协调员的努力下，宁波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达到了4.35，居全省最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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